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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在当时，探索外星文明只是定位于一个有些边缘化的基础研究，为什么红岸工程具有如此高的保密级别呢？”听完叶文洁的讲述，汪淼问。
“其实这个问题在红岸工程的最初阶段就有人提出，并一直延续到红岸的最后。现在，你应该有了答案，我们只能佩服红岸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了。”
“是的，很超前。”汪淼深深地点点头说。
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一旦建立，人类社会将受到什么样的和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被系统深入地研究，还只是近两年的事。但这项研究急剧升温，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以前天真的理想主义愿望破灭了，学者们发现，与大多数人美好的愿望相反，人类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与外星文明接触，这种接触对人类文化产生的效应不是融合而是割裂，对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不是消解而是加剧。总之，接触一旦发生，地球文明的内部差异将急剧拉大，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最惊人的结论是：这种效应与接触的程度和方式（单向或双向），以及所接触的外星文明的形态和进化程度，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兰德思想库社会学学者比尔·马修在《十万光年铁幕：SETI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接触符号”理论。他认为，与外星文明的接触，只是一个符号或开关，不管其内容如何，将产生相同的效应。假如发生一个仅仅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接触——马修称其为元接触——其效应也能通过人类群体的心理和文化透镜被放大，对文明的进程产生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这种接触一旦被某个国家或者政治力量所垄断，其经济和军事意义超乎想象。
“那红岸工程的结局呢？”汪淼问。
“你应该能想到的。”
汪淼又点点头，他当然知道，如果红岸成功了，世界就不是今天的世界了，但他还是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其实成功与否现在还不得而知，红岸发出的电波，到现在在宇宙中也没走多远呀。”
叶文洁摇摇头，“电波信号传得越远越微弱，太空中干扰太多，外星文明收到的可能性很小。研究发现：为了使宇宙中的外星文明接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我们的发射功率应该与一颗中等恒星的辐射功率相当。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曾建议，可以根据宇宙中不同文明用于通讯的能量，来对它们分级。他将想象中的文明分为Ⅰ、Ⅱ、Ⅲ三种类型：Ⅰ型文明能够调集与地球整个输出功率相当的能量用于通讯，当时他的估计，地球的功率输出约为10的15次方～10的16次方瓦。Ⅱ型文明能够把相当于一颗典型恒星的输出功率——10的26次方瓦用于通讯。Ⅲ型文明用于通讯的功率达10的36次方瓦，约等于整个星系的功率输出。目前的地球文明只能大致定为0.7型——连Ⅰ型都未达到，而红岸的发射功率又仅仅是地球能调集的输出功率的千万分之一，这一声呼唤，就像万里长空中的一只蚊子在嗡嗡叫，不会有谁听见的！”
“可如果那个苏联人所设想的Ⅱ型和Ⅲ型文明真的存在，我们应该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红岸运行的二十多年，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是，想到红岸和SETI，会不会这一切努力最后证明了一件事：宇宙中真的只在地球上有智慧生命？”
叶文洁轻轻叹息一声，“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一件永远没有结论的事，但从感觉上，我，还有每一个经历过红岸的人，都认同这点了。”
“红岸项目被撤销真的很可惜，既然建了，就应该运作下去，这是一项真正伟大的事业啊！”
“红岸是逐渐衰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改造，主要是升级了发射和监听部分的计算机系统，发射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监听系统引进了两台IBM中型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提高了很多，能同时监听四万个频道。但后来，随着眼界的开阔，人们也清楚了外星文明探索的难度，上级对红岸工程渐渐失去了兴趣。最先看到的变化是基地的密级降低了，当时普遍认为红岸如此高的保密级别是小题大做，基地警卫兵力由一个连减少到一个班，再到后来，只剩下一个五人保卫组了。也是在那次改造以后，红岸的编制虽然仍在二炮，科研管理却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于是承担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搜索没有关系的研究项目。”
“您的很多成果就是在那时做出的。”
“红岸系统最初是承担了一些射电天文观测项目，那时它是国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后来，随着其他射电天文观测基地的建立，红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太阳电磁活动的观测和分析上，为此还加装了一台太阳望远镜，我们建立的太阳电磁活动数学模型当时在那个领域是领先的，也有了许多实际应用。有了后来的这些研究和成果，红岸的巨额投资总算是有了一点点回报。其实这一切有相当部分要归功于雷政委，当然他是有个人目的的。那时他发现，在技术部队搞政工前景不太好，他入伍前也是学天体物理学的，于是就想回到科研上来。红岸基地后来引进的外星文明探索之外的项目，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回到专业上哪儿有那么容易？那时您还没有平反，我看他更多是将您的成果署上自己的名吧？”
叶文洁宽容地笑笑，“没有老雷，红岸基地早就完了。红岸被划到了军转民范围内后，军方就把它完全放弃了，中科院维持不起基地的运行费用，一切就都结束了。”
叶文洁没有多谈她在红岸基地的生活，汪淼也没有问。进入基地后的第四个年头，她与杨卫宁组成了家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很平淡。后来，在基地的一次事故中，杨卫宁和雷志成双双遇难，杨冬作为遗腹子生了下来。她们母女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红岸基地最后撤销时才离开雷达峰。叶文洁后来在母校教授天体物理，直到退休。这一切汪淼都是在密云射电天文基地听沙瑞山说的。
“外星文明探索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它对研究者的人生观影响很大。”叶文洁用一种悠长的声调说，像是在给孩子讲故事，“夜深人静的时候，从耳机中听着来自宇宙没有生命的噪声，这噪声隐隐约约的，好像比那些星星还永恒；有时又觉得那声音像大兴安岭的冬天里没完没了的寒风，让我感到很冷，那种孤独真是没法形容。
“有时下夜班，仰望夜空，觉得群星就像发光的沙漠，我自己就是一个被丢弃在沙漠上的可怜孩子……我有那种感觉：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这想法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有时觉得生命真珍贵，一切都重如泰山；有时又觉得人是那么渺小，什么都不值一提。反正日子就在这种奇怪的感觉中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人就老了……”
对于这个为孤独而伟大的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可敬的老人，汪淼想安慰几句，但叶文洁最后一席话使他陷入了同样悲凉的心境，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说：“叶老师，哪天我陪您再去红岸基地遗址看看。”
叶文洁缓缓摇摇头，“小汪，我和你不一样啊，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什么都难预料，以后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看着叶文洁满头的银发，汪淼知道，她又想起了女儿。
